西漢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又稱作七王之亂，是指公元前154年1月17日，即是西漢初期漢景帝3年發生的一次叛亂。叛亂原因是以吳王劉濞為中心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不滿國家削減他們的權力，參與叛亂的共有七個諸侯國，所以叫做“七國之亂”。由竇嬰、周亞夫所平定。

七王之亂主要是地方王國勢力和中央集權的矛盾。漢景帝平定了王國叛亂，為后來漢武帝繼續清除地方王國的勢力奠定了好的基礎。

景帝即位后，中央專制皇權和地方王國勢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錯所上《削藩策》，下詔削趙王遂常山郡，膠西王昂六縣，楚王戊東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吳王濞會稽等郡。削藩之舉激起了諸王的強烈反對。

吳王濞首先與齊王肥諸子中最強大的膠西王昂聯絡，約定反漢事成，吳與膠西分天下而治之。膠西王昂又與他的兄弟、齊國舊地其他諸王相約反漢。吳王濞還與楚、趙、淮南諸國通謀。

削藩詔傳到吳國，吳王濞立即謀殺吳國境內漢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分別起兵。原來參與策劃的諸王中，齊王將閭臨時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為國內親漢勢力所阻，未得起兵。

吳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錯所議削藩的主要對象。他致書諸侯王，聲稱起兵目的是誅晁錯，恢復王國故地，安劉氏社稷。在他的影響和策劃下爆發的這次叛亂，遍及整個關東地區，形成東方諸王“合縱”攻漢的形勢，震動很大。

吳國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時在江淮之間叛亂的淮南王英布敗走吳越，高祖認為東南之地與漢廷懸隔，非壯王無以鎮之，而高祖親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劉濞為吳王。

吳國是五十余城的大國。吳國的彰郡(轄今蘇西南、皖南、浙北之地)產銅，濱海地區產鹽，吳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開山鑄錢、煮海為鹽，所鑄錢流通于整個西漢境內。

吳國以船運載，一船相當于北方數十輛車，有較高的運輸能力。吳國由于經濟富足，境內不征賦錢，卒踐更者一律給予傭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文帝時，吳太子入朝長安，由于博弈爭執，被漢太子劉啟(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擊殺，引起了漢吳雙方的猜疑，吳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為了籠絡吳王濞，賜以幾杖，允許不朝。

吳王濞驕橫不法，以珠玉金帛賄賂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圖在政治上取得他們的助力。 景帝決心以武力平叛，以輕兵斷絕叛軍糧道，三個月即平定了叛亂。

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濞起兵廣陵(今江蘇揚州)，有眾二十余萬，還兼領楚國兵。他置糧倉于淮南的東陽，并派遣間諜和游軍深入肴澠地區活動。吳楚軍渡過淮水，向西進攻，是叛亂的主力。膠西等國叛軍共攻齊王將閭據守的臨淄，趙國則約匈奴聯兵犯漢。

景帝派太尉周亞夫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派酈寄擊趙，欒布擊齊地諸叛國，并以大將軍竇嬰駐屯滎陽，監視齊、趙兵。曾經做過吳國丞相的袁盎，建議景帝殺晁錯，恢復王國故土，以換取七國罷兵。

景帝在變起倉猝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建議，處死晁錯。暫時居于優勢的吳王濞認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東帝”的地位，拒不受詔，戰事繼續進行。

在吳楚軍西向攻取洛陽的道路中，景帝弟劉武的封國梁國橫亙其間。吳楚軍破梁軍于梁國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當時周亞夫率漢軍屯于梁國以北的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他不救梁國之急，而以輕兵南下，奪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洪澤境)，截斷吳楚聯軍的糧道，使其陷入困境。

吳軍多是步兵，利于險阻;漢軍多是車騎，利于平地。戰事在淮北平地進行，吳軍居于不利地位。梁國又堅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南)，吳軍無法越過。吳軍北至下邑(今安徽碭山境)周亞夫軍營求戰。結果吳軍一敗涂地，士卒多饑死叛散。

周亞夫派精兵追擊，吳王濞率敗卒數千遁走，退保長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蘇鎮江)。漢遣人策動吳軍中的東越人反吳。東越人殺吳王濞。楚王戊也軍敗自殺。吳楚叛亂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結束。

在齊地，膠西等王國兵圍臨淄，三月不下。漢將欒布率軍進逼，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諸王或自殺，或伏誅。齊王將閭為漢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擬奪取帝位，后來還參預過七國之亂的策劃，特別是在被圍困時又與膠西王等通謀，因此不能見容于漢，被迫自殺。

在趙地，趙王遂撤兵堅守邯鄲，酈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吳楚兵敗，也不肯入漢邊助趙。欒布平定齊地諸國后，還軍與酈寄共同引水灌邯鄲城，邯鄲城破，趙王遂自殺。

吳楚七國之亂在三個月內全部平息，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受到致命打擊。景帝趁勢收奪各諸侯國的支郡，邊郡歸朝廷所有，同時取消了王國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賦稅的特權，削減了王國的屬官，王國的丞相改稱為相，國相還負有監察王的使命，規定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稅”，即按朝廷規定的數額收取該國的租稅作為俸祿，王國的地位已與漢郡無異。

七國之亂的平定和諸侯王權力的削弱，沉重地打擊了分裂割據勢力，在制度上，基本解決了劉邦實行諸侯王制度時所產生的弊病，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

七國之亂的平定，鞏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漢高祖分封子弟為大國所引起的矛盾，并為漢武帝以“推恩策”(見推恩令)進一步解決王國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七國之亂反應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七國之亂的平定標志著王國勢力威脅基本清除，大大加強了漢朝中央集權，鞏固了國家統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進了社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